目前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在富阳火热进行，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将“红色文物”也列入了普查项目。
    “红色文物见证了共产党人革命战斗的历程，是对我们所掌握文献资料、历史档案的另一种佐证和记载。”市文物馆负责人告诉记者，革命文物记述了辉煌的奋斗历史，是文明进程的文化传播实物，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所以加紧对红色文物的搜集调查，抢救修缮现存的革命遗迹，已是刻不容缓。
    该负责人表示，以这次文物普查为契机，文物部门将加强对我市区域内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实物、艺术品、文献、手稿、图书资料等文物的保护和利用，并征集散落在民间的文物，包括老照片、人文典故及有科学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实物，希望广大市民提供信息，并鼓励个人或社会组织将自己收藏的文物，以捐赠或租借等方式，提供给国有文物收藏单位。
    负责人说，红色文物多散落民间，如一幅标语，可能就写在农户院子的墙上；一个重大决议，可能就在一所民居中决定，“我们要倡议大家重视保护红色文物，红色文物的保护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参与的工程，形成关爱、保护红色文物的环境和氛围”。

新登碧沼寺遗址外景

新登碧沼寺遗址内景

    这次富阳“红色文物普查”普查从新登碧沼寺开始，记者也随同普查人员和文史研究者走进了这座古老的名刹遗址。
    碧沼寺位于群山环抱的渌渚镇杨袁村，在强烈的阳光直射下，它显得有些老旧，但其雕梁画栋仍不失往日风采，当年这里也是富阳地区最高学府——新登简易示范学校的创办之地，从这里曾走出去许多仁人志士，投身革命，报效祖国。
    “这应该是当年的荷花池。”在碧沼寺遗址前有个小池塘，探访者显得有些兴奋。走进一扇门，室内光线昏暗，堆满了杂物，显得破败不堪。继续往后走，杂草丛生中有几处短墙残壁和门廊，探访者发现了一块石碑，仔细辨认后，只能模糊地辨析出“碧沼寺”几个大字。“看来我们只能从残存的石阶、碑文和房梁雕刻中，来想像昔日的盛况了。”探访者叹惜道。
    据史料记载，碧沼寺始建于公元401年，是富阳现存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寺院。该寺曾经辉煌一时，两宋时期香火最为鼎盛，许多达官名士前来参游并题留诗篇。
    新登退休干部章思安在其编著的《新登遗逸》一书中谈到了碧沼寺和新登简师。1941年冬，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委派乐培文先生创建新登简易师范学校，由于人生地疏，困难重重，他邀请了挚友——共产党员周雨亭（即周朴农）前来助自己一臂之力。两人多处踏勘，最终选中了碧沼寺，由新登县政府出面，借用寺院佛殿、禅堂、僧屋作为校舍。1942年1月，学校开始招生，当时招收两个班：四年制简师和一年制师训班。
    由于战乱，新登简师全体师生辗转昌化县赤石镇、万市五凤郎家、福光小学等处，直至1945年春才又迁回碧沼寺。据抗战胜利后考入简师的章思安回忆，那时碧沼寺的大雄宝殿、佛祖殿堂、涌翠堂、驯虎楼及大部分僧屋被新师借用，作为教室、办公室、厨房、宿舍等，虽显拥挤，但师生和衷共济，寺院内充溢着读书声、弦歌声和欢笑声。曾有老师打趣说：“在碧沼寺读书，有菩萨伴读，有雀鸟为邻。”
    碧沼寺为什么能称为“红色文物”？就读过新登简师、现年84岁的离休干部赵文广说，当时学校采用的是“抗大式”的“三八方针”办学体系，“抗大式”即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战时体制，“三八方针”包括三句话和八个字），即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”和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。
    这一办学体系是由周雨亭提出来的。赵文广回忆说，根据当时浙江省教育厅的规划，新登县县长韩宗湘于1941年提出要创办一所学校，后经浙西行署批准办学。而因为有了这样的办学方针，教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了抗战形势教育、民主政治教育和哲学，第二学期还办起了农民夜校。“只有职务的不同，没有地位的高低。”赵文广说，这些教育一般利用“公民课”讲解，并贯穿在日常教育和行动中。
    “因为有了新登简师的‘启蒙’，才有了以后的革命生涯。”赵文广说，正是因为有了进步的思想根基，他才能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前进，曾参加过学生运动，参加“新青联”，担任金萧支队江北办事处主任兼江北独立大队副教导员，负责解放新登县。
    “我有位同学、战友——徐炳华，他也是从新登简师出来的优秀同志”赵文广还介绍说，徐炳华也是金萧支队的，当年只有20岁的他领导了“花坞劫狱”，成功营救了43位被关的共产党干部，其中有专员、团政委等重要人物。
    章思安称，乐培文、周雨亭虽然仅在新登简师工作了一年，但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种子，许多同学后来参加了革命斗争，加入了共产党，而新登简师也成了富阳革命者的摇篮。
    1949年秋，新登简师改名为新登中学。（记者 骆晓飞 实习生 葛也远 通讯员 胡剑）